首页 随想杂谈 我的“国学观”

我的“国学观”

E-mail 打印 PDF

         近些年,社会上兴起了“国学热”。但是,学界对于“国学”这个概念的界定,见仁见智。这里谈谈我个人对“国学”内涵的理解。

  “国学”即“中国人之学”,这是时代赋予“国学”的新涵义

  “国学”这个词原本是在日本江户时代产生的一个日语词,是日本学界在“汉学”、“洋学”之外,对本国学术的身份确认。“国学”一词输入中国后,也与“西学”、“洋学”(外国学)相对而言。晚清“国学”意识的自觉,与“洋学”意识的产生不可分割。而“国学”与“洋学”的分野,最初主要是从研究对象、研究领域上做出的划分,在积贫积弱的时代,更是民族防卫意识和文化自尊的一种体现。

  但是,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今天,“国学”与“洋学”的绝对分野已经不存在了。从研究领域、研究对象上看,“文化间性”的发现,比较研究方法的大量应用,以及比较文化学、比较史学、比较文学、比较美学、比较政治学、比较经济学、比较法学等一系列“比较学”学科的诞生,使得国别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、交流研究、对比研究,成为当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。在这种情况下,纯粹的、孤立的国学研究,也暴露出了不可能性和局限性。一个学者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国学,却不把“洋学”作参照,不注意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和比较研究,是不可能做好的。

  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“国学”内涵的时候,不仅要正视研究领域、研究对象相互叠合、相互关联、相互比较的大趋势,更要从研究者的主体性上加以思考。要看到,所谓“国学”与“西学”(西方学)、“东方学”,只是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上的权宜的划分,而不是研究者文化立场与文化身份的标注。从研究者的文化主体性说,凡是中国人做的学问,不论是研究中国还是研究外国问题的,都应属于“中国之学”,即“国学”;凡是中国人所做的学问,包括对外国问题的研究,只要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化立场与思想智慧的,都应该称之为“国学”。“国学”不仅指是研究中国的学问,也包括我们研究外国问题的“洋学”。简言之,凡是“中国人之学”就应该称为“国学”。这是时代所赋予“国学”的新的涵义。

  “国人之学即是国学”这一判断,符合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实际情况

  近年来,或许人们自觉不自觉对“国学”这个词有了这样新的理解,一些原本以研究外国问题为主业的学者,更多地被人称为“国学家”。例如,近几年来媒体对季羡林先生报道较多,大多以“国学家”称之。但实际上,季先生很少研究纯粹的中国问题,而是在中印及中外文化交流中来研究中国问题的,主要属于“印度学”及“东方学”的范畴,而不属于通常所谓的“国学”范畴。对他以“国学家”相称,不太符合传统意义上的“国学”及“国学家”的内涵界定,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惑。或许媒体对季羡林先生使用“国学家”这一称谓,更多地是为了让普通受众理解其价值。因为,所谓“东方学家”、“西学家”之类,毕竟听上去太专业化了。然而,若根据“国人之学即是国学”这样的判断,把季羡林先生这样的“东方学家”称为“国学家”,倒是“歪打正着”了。

  不仅是对季羡林先生,“国人之学即是国学”这一判断,也符合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实际情况。从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来看,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学者,几乎没有不关注“洋学”的。不管他懂不懂外语,懂多少外语,都不减他们对外国问题的探索与研究的热情。近代的王国维、章太炎、梁启超、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,现当代的钱钟书、季羡林、梁漱溟、朱光潜等,他们其实都不仅仅是研究中国之“国故”、“国粹”的所谓“国学家”,而且也是研究“洋学”的“外国学家”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他们研究外国问题,并不是鹦鹉学舌,拾洋人之牙慧,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去烛照外国,理解外国、表述外国、阐释外国,并由此返观本国。这样的“外国学家”归根到底是属于中国的,是属于中国学术史的。这样的外国问题研究,也应该属于“国学”的范畴。

  有的人可能认为,中国人研究“洋学”,一般而言其水平难以与对象国的研究相比,因为人家具有天时地利,而我们则没有;我们恐怕只能模仿人家、借鉴人家,难有自主和自创。我认为,这种看法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。研究外国问题当然比研究本国问题有更多、更大的困难,不仅收集资料存在很多不便和麻烦,而且还有地理、语言、文化上的种种阻隔。但是,也恰恰因为有这样的阻隔,外国问题研究者才可能有更多的跨文化优势。例如,因为跨了两种语言,你必须强化语言能力;你通晓了外语,就有了理解外国的能力与便利,你可以做翻译,甚至你应该成为翻译家,或者起码应具有翻译家那样的阅读理解的素质;因为跨了两种文化,你就有了与外国文化对话的必要和可能,就有了跨文化解读、跨文化阐释的广阔空间。

  “国人之学即是国学”这一判断,是建立在“国尊”、“国格”的基础上的

  “国学”的灵魂是国民文化的尊严亦即“国尊”,是充分的自主与自信。尽管直到今天中国总体上还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,但是并非何事都比西方落后,西方也未必何事都比中国先进。几千年来,中国一直高度重视人文学术,即便在最贫弱的时代我们也有一批学术大家出现;近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,更是吸收西方精华,将人文学术发扬光大,有些人文学科已经走在世界前例。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少有的人文学术大国,今天更是如此。这样的事实或许西方人暂时还不愿正视和承认,但中国人自己不必妄自菲薄。

  作为自信的中国学者,要对外国学者不苟同、但存异。只有这样,我们的思想与学术才能独立,才能在世界思想和学术中发出自己的声音、占有自己的地位,我们的学问乃至思想的“国尊”、“国格”才能真正形成。而我们的学术要真正具有国学的品格,要真正体现“国尊”与“国格”,就不能以外国学者的观点为圭臬,不能以获得某些外国人一时的认同、夸赞而沾沾自喜,不能为拿到外国机构颁发的什么奖项而忘乎所以,不能以“国际化”、“国际交流”或“与国际接轨”等交际性的理由,对外国人随声附和,更不能按照外国人的尺寸和标准,定做易被他们所“承认”的学术。总之,我提出的“国人之学即是国学”这一判断,是建立在“国尊”、“国格”的基础上的,也是建立在对“国学”的充分自信的基础上的。

  (作者:王向远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来源:《北京日报》2013年3月11日)
 
最后更新于: 2013-03-18 02: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