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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的语言能力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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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      中国走向世界,重要的是各领域精英走向世界,获取国际话语权。但是,目前这些精英的外语能力大多不太理想,拖慢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。
  
  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新概念,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。国家语言能力由哪些内容组成,尚无定说,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应主要包括五个方面:1.语种能力,即国家总共能够了解和使用多少种语言;2.国家主要语言的社会地位,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在国内外的地位;3.公民的语言能力;4.现代语言技术发展水平;5.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。
  
  美国和中国语言能力的比较
  
  据说美国具有处理500个语种的能力,可以为公民开设200种语言课程。布什总统在任上为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,开始实施“关键语言项目”,这些关键语言包括阿拉伯语、汉语、朝鲜语、日语、俄语、印地语、乌尔都语、波斯语、土耳其语等。美国的目标就是,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情,它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。
  
  中国的语种能力十分有限,对世界语言的了解顶多有100种,能够较好使用的有20种左右,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连50种都不到。语种人才分布极不合理,除英语外,所有语种人才都不足。中国号称有3亿外语学习者,但99%都是英语学习者。近些年在国际国内发生重大社会安全事件时,情报常常会白白从眼皮底下溜过去,有些还酿成重大损失。
  
  我国特别缺乏的是“多语种能力”的人才,但现行的教育体制很难培养这种人才。中国走向世界,重要的是各领域精英走向世界,获取国际话语权,但是,目前这些精英的外语能力大多不太理想,拖慢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。
  
  中国的语种能力差,还表现在对中国周边的语言、对重要的资源合作国的语言研究不够,人才缺乏。比如对喜马拉雅山周边语言、东盟各国的语言、非洲当地的语言等,都了解甚少。国家要走向哪里,语言就要先走向哪里。
  
  国家主要语言的国际国内状况
  
 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,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,对外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。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,但是语言地位却没有相应提高。普通话在许多国际组织中虽有官方语言地位,但基本上只有我们在用,其语言地位“有名无实”;在许多国际组织普通话甚至连官方语言的地位也没有,“名实皆无”。
  
  虽然汉语的国际教育有很大发展,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及五洲,已经有近千所,大家都在激动地说“世界汉语热”,但学习汉语的人数在世界上的比例还十分有限,与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比,尚有很大距离。此外,我国还应当加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,比如藏语、维吾尔语、蒙古语等。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,可以总体上提高中国语言的国际地位,而且也有利于国际人士正确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。
  
  国家通用语言在国内也需要大力普及。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,特别是云南、西藏、新疆南部、青海南部等地,许多民族同胞不懂汉语。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,不仅仅是语言问题,很多科学知识的传播、西部的发展都需要普通话,学习普通话还关涉到政治权、发展权、生存权等公民权问题。当然,在讨论民族地区的语言这个话题时,还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和科学保护。此外还要看到,内地语言文字同港澳台地区的语言文字也有比较大的差异,内地也需要精通港澳台语言文字的专才。
  
  语言技术与国家信息化水平
  
  语言的使用和发展,一直伴随着语言技术的使用和发展。笔墨纸砚、电报电话、录音机、广播电视等等,都是语言技术。每一种语言技术的产生对语言的发展都作用巨大;特别是以计算机、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语言技术,正在改变着我们的语言和语言生活。一部语言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语言技术发展史。
  
  现代语言技术,不仅在影响我们的语言生活,而且决定着国家信息化的水平,决定着国家的信息安全,制约着国家的“信息红利”。中国网民的数量、手机的广泛应用、汉语汉字和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,决定了中国信息化有光辉的前景。有人说,中国走向世界要靠人,我觉得还要补充一句:网民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排头兵。通过网络把中国理念、中国语言文化传向世界,是最为有效的途径。
  
  但是,我们当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语言技术很少,中国语言文字的技术标准滞后,而且缺少法律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支撑。像语言技术这些属于语言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领域,现在“文理分家”的教育将其分隔开来。文理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似乎人人都懂,但文理分家的教育体制却痼疾难医!
  
  科学制定中国语言规划
  
 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需要有国家的语言规划。国家的语言规划有许多内容,这里着重强调三点:
  
  第一,制定国家的外语规划。国家外语规划起码应该包括语种规划、人才规划、教育规划和研究规划等。就语种规划而言,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“关键语言”战略。中国的关键语言包括:国际事务通用语种,称“通用语种”;国家利益特需语种,比如周边国家的语言、重要资源地区的语言、伙伴国的语言、“假想敌”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等,称“特需语种”;紧急情况下(如反恐、缉毒、维和、救灾等)使用的语种,称“应急语种”;科学研究等所需语种,称“学术语种”。
  
  第二,制定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规划。制定这一规划需要重视的主要问题有:中国应当向外传播哪些语言,其中哪些语言需要优先传播;怎样争取普通话在国际组织、国际会议、国际事务中的地位;迅速有效地扩大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;主导汉语国际教育的各种标准的制定与实施等。
  
  第三,建立公民语言能力标准。根据我国教育实践、国际上的基本做法和信息化时代的要求,现代中国公民的语言标准应当是“三语(言)+现代语言技术”。所谓“三语(言)”是说:汉族人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,还要保持自己的方言,并掌握一门外语;少数民族在保持自己母语的基础上,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,同时也要学习一门外语。“多语能力”是现代人的重要素质。
  
  语言生活的和谐,既是社会和谐的表现,也是促成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。要实现中国语言生活的和谐,最为重要的是处理好语言关系。国家通用语言在高层次、跨地区、跨民族的交际中发挥主要作用,而民族语言、汉语方言、外国语言也都在语言生活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,要通过语言规划使它们各安其位,各展其长,各得其所,相辅相成。
  
  (作者:李宇明,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,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。    来源:《中国科学报》
 
最后更新于: 2013-03-18 02:27